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距立现，此后的二十年里，6万多宝安人逃到香港。

　　61岁的欧阳东聊起逃港往事，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当时跑的人太多了"。当时听到哪个熟人逃港了，他们会开玩笑地说，"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欧阳东最终也成了逃港的一分子，他从宝安文艺宣传队员变成香港的最底层的工人，只花了一晚上时间。

　　据宝安县志记载，从1951年开始，宝安县青壮年流失人数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为60157人。但深圳一名民间研究者则提出，"从香港人口的突然增长可以看出，从1950年到1980年外逃人数至少在百万以上。"从1951年深港封锁边境开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继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为最。

男女练游泳竞相逃香港

　　从1951年开始，就有成批的宝安人逃港。宝安人看着成功外逃的老乡从河对岸回来，挑来一担担大米、油和面包，而自己仍穿着黑蓝的衣服,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巨大的反差使他们心动了。

　　据《香港明报》报道，1962年2月，从广东逃亡到香港的饥民逐渐形成规模。5月，开始有大批的宝安人涌入香港。外逃者从第一线关逃出，包括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取道横跨新界和广东惠阳淡水的梧桐山，每天有几千人偷渡到香港。当年5月8日《明报》首次以"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为题报道。

　　上世纪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腾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港英政府开始对非法入境者睁一眼闭一眼。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遣返非法入境者，并大规模派出警察拦截。

　　逃港之风最严重时，有人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1962年5月22日，宝安县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偷渡人员。后来，广东省开始严厉制止外流偷渡风潮，在此期间，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当时，深圳游泳热久盛不衰，年轻男女都练习游泳，为的就是逃往香港。据知情者回忆，当时但凡看见有人家里有轮胎、游泳圈、气垫、船浆等东西不用问就要抓。"逃港罪"曾经与判国罪相当的，对外逃失败者的惩罚也相当严厉，甚至连累到家人。但仍然难以阻止很多人赴港。

期望好日子赴港下决心

　　欧阳东是上世纪70年代赴港的，他认为有两个因素使他做出决定，一是希望儿子过得更好些，二是当时政府对外逃的惩罚越来越宽松。

　　他逃港之前曾是宝安文艺宣传队队员，60年代他和300名知青一起分配到深圳海水养殖场工作。开始，欧阳东对逃港并无太大兴趣，"我当时每月挣38元，我老婆挣32元，"他说，这个收入在当时属于不错的，70年代家里就有了电视，甚至电饭煲。他在海水养殖场养蚝，不论冬夏天天下海，"挺艰苦，但没什么想法。"

　　由于爱跳舞，他被选为文艺宣传员，并常去宣传香港资本主义如何剥削人压迫人，劝说人们莫去香港。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儿子羡慕地看着邻居从香港带回的益力多，心中感到突然一痛。"周围的许多朋友都跑了，我从来没想过，"那次让欧阳东有了新的考虑，"希望儿子妻子生活好一些"。和大部分逃港的人一样，他希望不用再羡慕地看着别人从香港带来的面包皮，自己也能喝上咖啡。

　　欧阳东说，他清楚地记得，那时政府对于外逃者的惩罚越来越宽松，从按判国罪论处，到游街批斗，再到单位处分，这也给了他信心。虽然妻子强烈反对，他还是下定决心要走。到1979年300名知青走了一半了,他就趁妻子带孩子回广州的空当，实施了逃港计划。

游泳渡大海同伴被抓获

　　欧阳东说，当时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是从现在的罗湖海关后的深圳河过去，但需要有熟人带，没有关系很难。其次是皇岗口岸，但有军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远比较危险。最后就是泅海了，大冲、红树林以及现在的世界之窗都是偷渡的地方，而他最终选择了红树林。28年后这里建设了西部通道，开通后开车也就几分钟路程，但欧阳东却在海里摸黑划了9个小时。

　　走的那日，欧阳东和另两个朋友约好时间地点，他拿了两样东西下午就出发了，一支短柄船浆装在气枪盒子里，一小包香港的衣服，包括当时香港流行的喇叭裤、尖皮鞋，"不是为了时髦，而是怕香港政府抓"。他的目标是海对面香港的流浮山。

　　下午6时许，他和朋友在大冲村民的带领下钻进了红树林。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三个偷渡者坐着自制的小船向对面奋力划去。船行至一半时忽然从海面山上晃过探照灯，欧阳东心中一惊，和同伴迅速潜下水面，等探照灯过了之后再爬上船继续划。9个小时之后，他们看见了流浮山。欧阳东水性好，被安排最后上岸收尾。但前两名偷渡者刚一上岸就被英军发现并抓了起来，而欧阳东见机潜下水躲过抓捕。当他再浮起来的时候，英军已经走远，他连忙上岸，没命地向山上跑去……

打拼七年多生活大改善

　　后来，一名花农收留了他，欧阳东改名欧阳沙，开始了在港7年的艰辛历程。通过蛇头他以2000港币的代价换来了一份制衣厂的工作。每天工资30港币，几乎相当于他在深圳一个月的工资。"我到了香港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欧阳东拼命工作，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做三份工，白天在制衣厂，晚上7时到12时去电子表厂，12时吃点东西休息两个小时就去船厂干活。

　　欧阳沙在香港更拼命地赚钱，并非常节省，"，尽管我是搞文艺的，却连一场电影都没看过，只在上班的第一天喝了杯咖啡。"欧阳东说，不过喝了咖啡后才知道，咖啡原来那么苦。

　　两年后的春节，欧阳东首次回家探亲，他带着大包小包回家，还给儿子买了一箱益力多，让他喝个够。看着亲人们高兴的样子，他感觉没白吃苦，靠在香港的积蓄，他让妻子在蛇口建起了房子，并开起了服装店，生活条件有了改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老板请他回深圳管理制衣厂。2002年，欧阳东正式退休，现在家里生活富足，他又重新拣回丢了很久的舞蹈，到南山区夕阳红文艺团去排舞。

（下回预告：逃港潮也刺激着中共领导人的敏感神经，宝安县在陶铸的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改革开放之初出现集体逃港　　

　　如果说前三次大规模外逃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的话，那么1979年的外逃更混杂了当时一种思想迷茫。在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如何改革开放不清楚，而对于深圳当地的农民来说，最直接的开放就是去香港，这可能导致宝安人1979年大规模地逃往香港。

　　记者寻访了许多研究外逃者和外逃亲历者，对于为何1979年外逃风最甚，有不同的说法。参考宝安县志可以发现，1979年2月23日至26日，宝安县召开四级干部会，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的队长都参加，会上传达了领导思想，鼓励干部搞对外经济，对外开放，虽然这次会议更明确传达了改革的大方向，但并未有具体的措施。

　　这是否是最初的思想炸弹呢？《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谜》作者陈秉安正在撰写一本描写外逃的历史书，名曰《大外逃》。他为撰写此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认为，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开放，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许多宝安县的干部也都不知道，而对于深圳当地的农民来说，最直接的开放就是去香港。因此，他认为当时思想认识不统一、不清晰是当时发生大规模逃港的思想根源。记者查询资料时发现，同年，习仲勋也来到宝安县鼓励当地干部搞活经济，但无具体内容记载。

　　想开放但不知如何开放，想搞活不清楚如何搞活，在这样的迷茫时期，一点星星之火都有可能成就燎原之势。记者在采访当时宝安收容所老所长和亲历者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次意外事件。1979年，宝安收容所曾发生过一次外逃。据宝安收容所老所长回忆，由于外逃者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抓住后籍贯离深圳近的就直接遣返，远的就关在收容所里等待遣返，因此收容所里人满为患。

　　一日，某领导在宝安收容所视察时看见有男女混关的情况，便觉不合理，要求立刻开门，让外逃者放风。当然也有人回忆说，这名领导看到收容所里条件非常差，觉得心中难过就要求收容所打开门放人。是主动放人，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人，还是外逃者自己爬房跳窗跑了，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次外逃者逃跑的事件的确发生了，而且逃跑1000余人，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逃跑事件。这可能给外界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政府不抓外逃了，这可能是最直接引发1979年大规模逃港事件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