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宝安县百姓生活困苦，大批百姓赴港谋生，该县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实行对港开放政策，经济形势取得明显的好转。1961年，宝安县专门成立了县委边防委员会，并出台了相关的办法，和香港进行了短暂的小额贸易。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试水。

开设耕作口过境去种地

　　1960年，宝安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老百姓普遍贫困。宝安有28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全县22个公社中，有14个公社的社员历来有下海捕鱼的习惯。1956年，国家封锁边境，不再准许百姓下海捕鱼生产，给边沿地区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据宝安县原县委书记方苞回忆，土改的时候这4000亩土地分给宝安的农民。1961年，宝安经济生活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就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7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

　　由于生活普遍贫困，宝安开始出现大批百姓逃港。据1959年起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富林回忆，当时边防部队有3个团驻扎在宝安，但还是禁止不了偷渡外逃。有一次，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问他，来宝安之后有什么困难，李富林回答说最怕晚上接电话，因为都是关于偷渡的事情，一弄就是一个通宵。据有关记载，而从1962年4月底至7月初，宝安县外逃到香港12411人。

　　为了制止逃港风，宝安县委基于百姓的贫困生活，于1961年8月27日上报了省委，希望寻求开放政策，改善百姓生活。方苞说，1962年4月底，时任东莞公安局长的他和惠阳、海陆丰的公安局长到宝安开会，商量如何制止逃港潮。他记得当时都说最好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

宝安出新政陶铸不反对

　　宝安在60年代寻求对港开放，这和李富林有关，他曾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

　　据他回忆，当时本地农民挑上三担稻草，拿到香港就可以换回100斤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就可卖几十元。一斤刚收获的湿花生，拿到香港价钱比干花生高十几倍，因为香港人爱吃新鲜花生。

　　正是由于这些现实的原因，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宝安县委大胆探索与香港往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初次尝试。当时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当时政策出来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李富林回忆，当时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书记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

　　方苞称，这"三个五政策"的出台，亦是因为1961年期间，由于内地经济生活困难，一些老百姓趁过境耕作之机在港买些糖、买些面或其他的副食品，是李富林向省委申请，省委定下的。

　　由于得到陶铸的默许，李富林就采取"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们承担好了！"的策略。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李富林向他汇报时进一步阐述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李富林向陶铸说，尽管香港是属英国管辖，但它和宝安也属于城乡关系，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当时陶铸采取默许的态度。

允许七地点进行小贸易

在陶铸的默许下，宝安开放逐渐变为现实。

　　1961年8月13日，在李富林的布置下，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自我检讨几年来主管边防部门严重缺乏生产观点，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把边防搞得越管越死，越统越乱，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逃亡。"随后于8月27日，提交了一份《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当时的宝安县委决定成立县委边防委员会，李富林任主任委员。此外，报告还分析了当时宝安县和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现实原因，认为有必要进行贸易往来。

　　报告还建议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等14个公社和沙河市场，随后进一步开放其他8个公社。同时为方便群众，开放南澳、沙鱼浦、盐田、沙头角、长岭、罗芳、文锦渡、罗湖、赤尾、沙阻、大浦、蛇口和大铲等13处有武警警卫的口岸，生产大队进口原料可以是铁钉、收音机等，并实行"三个五政策"。

　　1961年9月25日，广东省委给予了回复，认为可以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进行管理，并适当放开小额贸易，并要求边防线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最后只允许沙鱼浦、文锦渡、罗湖、沙头角、沙头、蛇口和大铲7处为小额贸易出进口特定地点，贸易品种除水产鱼和收音机两项外，还有一些生产用品。

宝安大发展节余搞建设

　　由于省委基本同意了这个报告，初次尝试开放的宝安县发展迅速。在当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宝安竟然取得了大丰收。据1963年1月份宝安县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布的数字，1962年全年总收入达到了3233万元，同比增长了17%，粮食达到了224万担，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62年春节，沙头角公社批准656个社员出港探亲，春节后只有12个人没有返回来，随后都陆续回来。此外，实施开放政策仅四个月，已有3099名外逃人员回来。

　　而在1960年，当时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要大搞建设很困难。李富林回忆，当时省委领导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外贸、边检、海关、中旅社等一些中央部属单位的节余"扣"下来，用于基本建设。当年，宝安县只集资了一次，就凑了100多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另外，当时还集资修建了新园宾馆（深圳迎宾馆前身）。当时，陶铸看了新园宾馆后十分高兴，让省建委的几位正副主任来深圳考察学习。

（下回预告：在宝安尝试开放之时，一河之隔的香港前途问题也被中国人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开始酝酿……）

陶铸六下宝安提出利用香港　　

　　宝安县自1961年8月28日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很快，也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而这次能促成开放，前前后后都得到了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和肯定。公开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曾六下宝安，为当时宝安县的发展"支招"和撑腰。

　　1961年5月1日，当时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批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1个月后，陶铸再次视察宝安县，他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随后，当时的宝安县委提出的有关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等的那份报告，就于当年的8月27日提交给了省委。省委在回复中，原则上同意报告，并要求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上尝试开放。

　　而当时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了当时他对来宝安视察的陶铸提的建议，基本被默许。他回忆说，当时他提到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而在视察宝安时，他向陶铸提的建议，陶也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放手干，让他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不过，历史总是一波三折，在迂回中前进。1961年11月3日，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魏今非致信宝安县委，指出边防生产队自行运出的产品品种过多，要求收缩"小额贸易"政策。随后1962年1月20日，当时广东省办公厅发文同意魏今非的意见，准许运出的物品只限于禾草、烧柴、山草、木炭、糠头、牙灰、海沙、草绳等八种，并有其他限制性措施。

　　随后，1962年4月10日－20日，宝安县再次召开边防工作会议，总结半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宝安县再次提出要扩大开放力度。到了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布置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宝安县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基本被叫停了下来。

　　等再次提出的改革开放，那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