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81年，深圳市蔬菜面积从7000亩发展到了70000亩，鱼塘从6000亩到了70000多亩，新办荔枝场18个，水果达到10万亩。出口鸡也从4万只变成1000万只。取得这个了不起的成绩，不得不将时间扭回至1978年5月，当时深圳的前身宝安县已是烈日炎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突然从京城抵达宝安，这已是三年间中央第五次来人调研宝安经济问题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李人俊还有"传旨"的要务在身--向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传达了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一段批示："无论如何要把宝安的经济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

中央派员调研宝安李先念批示机会来

　　20年前，接过"旨意"的方苞还是满头黑发，如今银发满头的他说起那个批示感慨不已："那个批示，其实是中央表决心的，要把宝安经济搞上去的决心的，在我当时看来。"其时，宝安的生活水平较一河之隔的香港差距超过10倍，农民劳动热情低且外逃之风不止，，形成水稻丰收无人割的局面。宝安县委班子为"如何不让村民逃港"，"如何提高村民的生活"伤透脑筋。在收到李先念批示前，方苞坦言"究竟宝安能试着迈多大的步子我们心里还没有底"。而听完李先念的批示，方苞当即感觉"机会来了"。

　　李先念批示到来前的一年，时任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主任姚依林等先后四拨人来宝安调研，广东省委领导到访更是不计其数。方苞认为，中央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多次派"钦差大臣"调研宝安，与宝安自1974年起连年打报告要求建外贸基地改善农民生活不无关系。

　　张劲夫到宝安时是1976年月12月至1977年春的事情。方苞陪着他到沙头角、莲塘、罗芳、皇岗、福田、渔农村等边境村镇去视察，并让边境的村民给张劲夫讲讲"故事"。看了一圈下来，张劲夫也不胜唏嘘：把耕作口也封上了，不让村民过去，他就会天天闹着要跑，你要是打开这个口子了，让村民们过境耕作，搞些边境小额贸易把经济搞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才会安下心来，我们为什么要把边境连耕作口也堵死呢？

　　张劲夫当即向方苞表示，回去一定要向国务院反映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和村民们的意见。张劲夫回京后，姚依林于1977年秋天来到了宝安，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其任务是口岸调研。之后，方苞又陪姚依林到边境村镇了解民情，并向姚依林谈及民心盼开放的情况。姚亦肯定了宝安县委的意见，表示回京将向中央领导秉示。

　　此后不久，时任广东省革委会领导刘田夫等人陪国务院外贸部部长郑拓彬等到宝安边境农村进行调研，听取有关边防经济政策和外贸生产基地的情况的反映、建议和要求。当时他们表示要把宝安、珠海建设成供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而在此前，宝安县已跟中央连续提了三年。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再次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实地调研建供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除了参观当时创汇高、成本低的出口传统产品生产基地，还下到社队跟干部座谈，并制定生产和出品的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研究落实这些计划的政策、措施，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时隔两个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再次来宝安调研，同时带来了李先念的批示。

上方政策尚未松口港人商恰败兴而归

　　这边厢，中央一拨又一拨人前来宝安调研，那边厢，嗅到商机的香港人也派了财团前来商洽。只是可惜这个财团早来了半年，议定的7个项目，因为上方尚未松口，而令港商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1979年月1月，由宝安县委组织了海关、外事、口岸、公安、外贸等8个相关部门，分赴盐田、附城（今罗湖）、沙头角、南头、沙井五个公社，深入基层而出炉的《加快宝安边境建设若干部题的调查》中描述：1978年上半年，在李先念的批文尚未下来之前，以香港文联公司经理廖水容、新界绅士廖永森、上水乡长廖进亮等十六人组成的财团，前来附成公社洽谈开采、设厂、加工业务。当时初步设定包括开鱼塘三千亩、开办石场、沙场、兴建水泥砖厂、办红砖厂、加工电子表壳厂、加工手套厂等七项。先后谈判了四五次，历时十个月，因为上面没有政策，公社的人作不了主，多次谈判下不了结论。像当时港方计划投资1200万在皇岗渔场开三千亩鱼塘，当年动工，两年后投产一半，1981年全部投产。公社只提供土地和工人，其余的港人负责。收成公社港人二八分，产鱼开始计算，四年后全部产权归公社，所有的机械设备，一部分折分，一部分赠送。由于当时这个做法设想属于投资合营，而其时国家只准搞补偿贸易，其余诸种合作尚未放开。因此谈判也一直不成功，一直拖到1979年1月，省里通知准许搞，但旱季过了雨季来临，无法立即动工。

　　盐田一例，美国一退休海军司令的公司想到小梅水山上开采岩石，加工成碎石，日产量可达五万。每吨可付给盐田7元，一天下来可付给盐田35万，相当于盐田公社全年产值的总和，且还开出附加条件，碎石绝不销到香港，不与霍英东争生意。还负责无偿提供石场附近渔业队的先进渔轮生产。公社认为这是单大买卖，要求县社合办，但县里也不敢担责任，答复要公社自已先办。

海沙出口收入落袋宝安开建外贸基地

　　尽管此前种种迹象表现，当时的宝安不敢放开大步。但有了李先念批示这"尚方宝剑"后，宝安欲奔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准备启动外贸鲜活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无奈当年，宝安县能动用的资金不过20万元，直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也就在其时，当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段云到广州商量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并急召方苞和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的李新亭到广州汇报情况。在汇报完外贸生产基地的情况后，方苞也提到了资金的困难。

　　因文革劫难刚过，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方苞说他深知国家处境，不好意思向国家伸手。但他心理盘算，有一笔钱是可以要的，即每年宝安水库无偿向香港供水，但水库维修花的是宝安的钱。另外，宝安的海沙出口给港富豪霍英东，宝安同样分文未取，但挖海砂致海堤塌了，也是需要宝安自掏钱来护堤。为此，方苞希望将这些钱的部分截留给宝安作为启动资金。

　　岂料方苞打起这笔钱的主意时，胆子小了点，只要三分之一，算下来约为150万左右。段云在听完汇报，待方苞他们提完要求后，笑着挥了挥手"这笔钱就全给你们了"。这样，每年出口给霍英东的450万海沙收入，就成了宝安最初建外贸出口基地的启动资金。

　　1978年10月，习仲勋在听取省里派来的调研组的报告后，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两县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立新型的边防城市，且把两县建成相当地级的中等城市。

　　次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省政府此报告。报告中明确规定，为了实际报告构想，可按实际情况调减两县粮食征购基数，可以使用银行外汇贷款，且两县的税收和利润除了归还贷款之外，自1979年至1982年暂不上缴，留给当地用于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开支。"总之，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之后，宝安用这笔启动资金，大力发展养殖业、渔业、荔枝种植等等。

(下回预告：随着深圳与香港贸易的增多，通讯障碍成了大问题。由于通讯线路塞车，港商要迁出，为此，深圳电信和香港的英国大东电报局合作，组建"深大电话公司"……)

人民提出改革开放　　

　　方苞在回顾20年前，特区建立初期的农村变革，他最大的感慨是"人民呼唤改革，改革的灵感是来自农民"。

　　历经文革十年劫乱后，宝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饱尝极"左"路线带来的痛苦后，人民迫切希望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呼唤对外开放和改革现行和经济管理体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至末期，宝安县委工作重点是农村工作，经常组织机关干部到农村蹲点、劳动和调查研究。常常一年有十个月蹲在农村。每年春插秋收和"双夏"，机关干部就连县委书记也是要脱鞋下田，到土地较多、劳动力较少的社、队帮着插秧或收割的。

　　1976年，方苞和机关干部到莲塘、罗芳等边境农村帮着收割，中间休息时，他和罗芳生产队长陈天乐等基层干部来到炮楼坐着聊天，社员们多怨声载道。陈天乐说边境管得那么死，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看不到摆脱贫穷的希望，只看到对面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想不让人跑都很难。更多的人则是怀念1961年实行这些对外开放、灵活变通的边境经济政策。陈天乐说要开放，恢复"文革"前的边境经济政策，要借鉴新界农民发展经济的某些做法。

　　1977年，方苞再到人少地多每年上调粮食任务很重的沙井、福永公社的沙田地区调查研究。公社副书记吴震、吴章介绍，"文革"前，他们因地制宜，根据沙田的特点，低洼咸田一边种粮食，一边养鱼虾，粮食连年增产，鱼虾连年丰收，人民生活较富裕。"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强要把低洼咸田改种双季水稻，虽然有所增加，鱼虾却大量减产，收入减少。农民在丰收时多售"忠字粮"，上级却把它作为新增加的公购粮任务。沙田农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少，因而非法外流增多。他们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生产方针，改革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耕作制度，把"文革"间新增的粮食征购任务酌减，恢复基围一边种水稻，一边养鱼虾，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对外贸易收入，可以稳定人心。而大鹏、葵冲、坪山、龙岗等社队的干部则称"做死也无法摆脱贫穷"。而外流出港的人每月能够赚二三千元，寄个"零头"回乡，父母子女的生活就可以过得较好，出港二三年就能建新楼。

　　由于连年偷渡外流，留在村里的劳力多是年老体弱和未成年人，至1978年，当时逃到港的劳力达九万人，而留在宝安的也不过此数。